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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國際關係進階：列國誌🇬🇧🇮🇪】警民成世仇之後：北愛爾蘭如何大和解？
🕑 Added 2021-07-15 03:01:59 +0000 UTC香港進入非常時期，當討論警政問題與公民社會千絲萬縷的關係，北愛爾蘭實為一個各方面的完美案例。
皇家愛爾蘭警察隊(RIC)可算是現代警察制度的起點，建立「蘇格蘭場」的Robert Peel早於1822年，已在愛爾蘭建立現代警察制度。愛爾蘭獨立戰爭後，《英愛條約》將北部6郡與南部26郡分開，北愛爾蘭成立皇家阿爾斯特警隊(RUC)，聯同愛爾蘭獨立戰爭時成立的阿爾斯特特別隊(B Specials)，一度成為維持北愛爾蘭社區治安的主力。
北愛爾蘭問題複雜，它既涉及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宗教衝突，也有歸英派、獨立派、歸愛派三種不同的政治意見矛盾。因此，在上世紀60年代末，北愛爾蘭進入了長達20年的「騷動年代」(The Troubles)︰由60年代中的和平民權運動得到當時北愛總理奧尼爾(Terence O’Neill)支持，到1968年違犯禁令舉行德里遊行，結果遭當時皇家阿爾斯特警隊鎮壓，多名示威民眾及支持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政客受傷。及後更有多宗由親英派發動的襲擊，希望以「插贓」的方式誤導民眾這是愛爾蘭共和軍所為。
最終在1969年元旦日，名為「人民民主」(People’s Democracy)的學生組織，開始由貝爾法斯特到德里的遊行，途中受盡親英派的滋擾，甚至受到包括「休班警」在內的親英派示威者攻擊。皇家阿爾斯特警隊被指保護示威者不力，最終走上民眾鬥民眾、武裝組織鬥武裝組織、恐怖主義鬥恐怖主義的「持久戰」之路︰1972年的「血腥星期天」(Bloody Sunday)，1981年的「大絕食」，相信有了解北愛情況的讀者，會明白當中的慘況。
英國政府固然不希望國家分裂，因此在1972年後直接接管北愛爾蘭，前後也嘗試推動的不同調查及改革︰例如1969年的亨特報告書(Hunt Report)提出解散阿爾斯特特別隊，將阿爾斯特警隊的職級及體制與英國本土同化，而將原來阿爾斯特特別隊的準軍事職務，交到阿爾斯特防衛團(UDR)；1972年發表了史嘉文報告(Scarman Report)，分析1969年期間暴動的成因、社會成本以及不同組織的角色。
當然，這些改革在共和派及民族主義眼中毀多於譽，甚至在1972年「血腥星期天」後，英軍在北愛的合法性也「一鋪清袋」。但直接管理時期，嘗試以獨立的北愛住房委員會疏理北愛人的「土地問題」，1973年的北愛議會選舉等，都是英政府嘗試以有限權力下放，以及社會福利，希望解決北愛爾蘭內部的政治及宗教衝突。然而當民眾及武裝組織習慣了互鬥之路，建立互信，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處理得了。
另一方面，英國政府也沒有逃避北愛爾蘭問題的國際層面，與積極與愛爾蘭政府談判，在1985年的《英愛協議》定下了愛爾蘭在北愛問題的諮詢地位，也因為歐洲共同市場及歐盟體制，變相令北愛地區與愛爾蘭沒有實質邊境，最後在多方同意下促成了《受難日協議》。而英政府在「落實」《受難日協議》的內容上，就以北愛警政改革將為其中一個切入點，並責成則從香港回家的彭定康出任委員會主席，就改革提出針對性建議。
要成立一個有公信力的委員會從來都是政治問題，當年的處理「血腥星期天」的《威傑里報告書》，即使有一個大法官主導，也不一定得出一個令各方接受的結論。因此，除了「英方代表」彭定康出任主席外，其他成員包括時任愛爾蘭參議員，前北愛醫療及社福服務常務次官Dr Maurice Hayes，時任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院長Dr Gerald Lynch；退休警官Kathleen O’Toole；犯罪學及社會學教授Clifford Shearing；前倫敦警察廳副總監Sir John Smith；北愛大律師Mr Peter Smith及前英國電訊總裁(愛爾蘭及北愛爾蘭部)Mrs Lucy Wood。此外委員會也約見多個主要政黨、本地及國際人權、社會服務組織、本地及其他國家的警察團體，以及落區舉行多場公眾諮詢會。
最終，彭定康委員會建議將北愛警政制度「在地化」、「本地化」及「社區化」，包括1) 將皇家阿爾斯特警隊(RUC)改名為北愛爾蘭警察部(PSNI)；2) 設立由北愛議會政黨代表及獨立市民所組成的警務委員會，負責監督警察運作；3) 建立獨立的警察申訴專員制度及投訴仲裁機制；4) 平衡招募原則︰50 – 50 天主教及新教警員；5) 淡化任何有關「大英」色彩的標籤；6) 重寫新的警察守則、並加強警員在人權事務的意識及社會警政概念。
雖然不知有沒有影響警員士氣，但改革方案得到大部份政黨及市民的認同，北愛治安也慢慢走回正軌。而隨著2006年聖安德魯斯協議(St. Andrews Agreement)的簽訂，連視為激進派政黨的新芬黨，也接納改革並加入警務委員會，全面落實北愛政府自治方案。若非今天的脫歐亂局，北愛爾蘭的政治問題也許走上康莊大道。
另一方面，英國政府也就「騷動年代」的多宗暴力行為及謀殺案，展開不同的獨立調查，包括2003年公佈的史蒂芬斯第3份調查結果，認為警察與當時的親英武裝組織如UDA等，有同流合污的情況，包括在搜證及調查時，選擇性將證據不納入官方紀錄、對早知針對天主教徒及共和派的情報視而不見，部份線人及警務人員涉及針對天主教徒及共和派案件、選擇性發放資訊予親英派組織等。
而及後的《薩維爾報告》推翻了早前提到的《威傑里報告書》，指出英軍當年在「血腥星期天」的濫權行為，首相卡梅倫代表英國政府，向當時受害者致歉。及後針對「騷動年代」警恐合作的《達施華報告》，印證當年不同的調查委員會對北愛警察的指控，特別是針對律師Pat Finucane的謀殺案，令卡梅倫先後於2011年與家屬會面、及2012年在國會發言代表英國政府道歉，並認為警恐合作，是英政府不能接受的污點。
當然，會自我檢討不等於為世人所接受，例如2019年最高法院就一致裁定，《達施華報告》並不符合有關歐洲人權法案的準則，認為政府應考慮繼續跟進。但只少比起認為獨立調查會影響士氣，阻撓警方盡力執法的官僚回應，總算有更多的人情味。這些資訊十分冗長，但訊息很清楚：有些事反正不能迴避真相，及早處理，總比覆水難收好。
Comments
Zero
即使真相不能回避，現實係北愛案例都要30-40年先有改革/大和解，唯有寄望我地係有生之年見到我地的改革
